我还记得第一次相亲的那个母亲，她的脸上画着比国剧脸谱还要厚的猫脸，红红的大嘴，僻哩啪啦地如散弹枪一样，不断夸赞她的儿子。
　　而她的儿子，一看就是那种在小学的时候，命中注定被大夥选上欺负的对象，我印象最深刻的，就是他绑在脖子上的红蝴蝶结。
　　一顿饭下来，父亲和我被那个花脸发出的散弹转得七荤八素。
　　而那胖家伙居然还能镇定地坐着，痴痴地对着我们笑。
　　我想到那次的情景，禁不住笑了出来。
　　父亲看到我的表情，对我说：“想到什么好笑的事情，说出来让我们分享啊！”
　　我露出甜美的笑容：“没什么啊！我只不过想到学校上次公演的国剧闹的穿梆笑话。”我胡拉了一个藉口。
　　父亲和陈先生继续他们原先的话题，而他的母亲仍死板着脸，很少开口。他们几次想引她说话，都没有成功。
　　一顿饭吃得差不多了以后，她终于开口说话，不过是小声地附在她儿子耳旁说的。
　　她儿子听完了以后，用一种很客气又很抱歉的语气说：“我母亲身体突然有点不舒服，我们必须先走一步。”
　　他们站了起来，我们也跟着轻声地推开椅子起立，接着他露出诚恳的笑容，很真挚地对我们说：“很高兴能认识你们。不过，真抱歉不能久留。”
　　父亲大方地挥挥手。“哪的话呢！扶你母亲回去休息最重要，多的是机会可以再聊聊嘛！”
　　我也摆出很优雅又很谅解的笑容，目送他们离去。
　　父亲叹了一口气，坐了下来说：“老陈真不愧生了这么有为的儿子，可是他母亲倒就奇怪了，难不成得了什么隐疾不成，从头到尾一句话也不吭，还是我们哪里招她嫌了？”
　　我安静地聆听父亲说的话，做出了无辜的表情，有点哀怨地说：“也许是她舍不得这么好的儿子娶老婆吧！否则这么优秀的人，也早该结婚了才对呀！”
　　我们走出了餐厅。即使已经是秋天，台南的阳光，依然炙热地晒着。
　　我在后头看着父亲迈出的大跨步，依然像小时候一样，我必须跑步才能赶得上，但是，他的背却明显得有点驼了，”心中潜藏的那股罪恶感，这时缓缓地浮升了起来。
　　不过，它又很快地消失了。
　　那天夜里，我把事情的经过讲给小弟听，我们又抱着肚子笑了好久。
　　我形容那位欧巴桑知道相亲的对象是我以后的样子。
　　“她的表情啊！”我对小弟做出脸部僵硬，五官动也不动的模样。“就像这样——差不多可以媲美‘恐怖夫人’喔！”
　　小弟已笑得倒地不起，一直抱着自己的肚子。直到父亲推开门，问我们发生什么事情，他才稍稍能够节制。
　　我在这里再附带说明一下‘恐怖夫人’好了。
　　恐怖夫人——是我第三次相亲遇到的母亲。在相亲的过程中，她对她儿子的态度就像关爱情人一样死“巴”着不放，而自然地，她对我就像不共戴天的仇敌，不是冷潮热讽激刺我，要不就紧闭着嘴斜眼瞪我。
　　一顿饭吃得我战战兢兢的，我带着有点好笑又有点恐惧的心情，担心着她会神经质地发作。
　　不过，就算她再恐怖，她有礼貌地随着父亲到附近的公园溜达。
　　后来，和我第三次相亲的男子，诚实地告诉我说，他已有与他交往近十年女友，因为他母亲的反对，他们快濒临分手，这次的相亲，只是他母亲破坏他们的手段之一。
　　我静静地倾听，露出同情的笑容，看着他忧郁且阴黯的面容。
　　他说：“可是，再怎么说，她总是我的母亲，毕竟她为了扶养我长大，守了二十年的寡……”
　　啊！听着听着，我对那位与他相交十年的女友，不禁寄以无限的同情与遗憾。
　　相亲后的第二天早上，我被电话声吵醒，也许是我会认床的缘故，昨夜有点失眠，躺了好久才逐渐睡去。
　　电话响了十声以后，我确定父亲和小弟都不在，才认命地挣扎起来接电话。
　　我睡眼惺松，脚步不稳地去接电话，中途还绊了桌子一下，几乎是跌跌撞撞才接起电话。
　　“喂！”我语气含糊，有点搞不清楚状况地说。听对方的声音是陌生的，正以为是小弟的电话，要说不在时，却听到自己的名字。
　　“我就是。”我清醒多了。
　　把差点扯到地上的主机，放回桌上。
　　听了对方说了一大堆话，我才比较明白，他就是欧巴桑的儿子。显然欧巴桑并没有详细地将国光号上泼咖啡事件的始末告诉她儿子。
　　因他在电话里，仍一直强调己方的无礼之处。
　　“我想道歉，想再见你一次，好吗？”他说。
　　“这怎么能怪你们呢？”我也很客气。“嗯，好吧！”
　　我和他约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。心想，一定要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完全告诉他，这样子，他就会明了他母亲的态度是情有可原的。
　　当然，这件事我一点也没让父亲知道。我随便说了和老同学相聚的藉口，便与小弟一块溜出门。
　　我们约在昨天那家餐厅对面的公园门口。一下车就发现他已经先到了，就站在芋仔冰小推车的旁边。
　　我以训练有素的笑容和他问候，也许是因为我们都穿着休闲服，不像昨天隆重的装扮，气氛轻松很多。
　　我们走进公园，修剪完整的草坪上，有一小段石子铺成的健康步道，三个赤脚的老人，以一种很有规律的步伐在上头踩着。
　　我们轻易超过他们，停在公园最高的草坪上。风从树间穿透过来，也许，就是这样不急不缓的风，让草坪中央孩子的风筝飞不起来。
　　“我才应该跟你母亲道歉的呢！”一路上，我这么跟他说。
　　而他显然是个很有耐心的人，并没有急切地追问其中原因，只是依着我的步伐，谈笑地走在我身边。
　　“你们家住台南吧？”我又问了一个问题。
　　“老家在这里，几年前我们家搬去台中。”他蹲了下来，远远望着那个已经被风筝线纠缠不清的小孩。“只有我留在这里读成大的研究所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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