表现一，爱说话。据说，华某从一出生就爱动嘴（不哭就喊，不喊就笑，不笑就咂舌）；会言语时，只要醒着就在说话，有时睡着了也在说话。
　　表现二，说话很直。华某认为，言语是表达思想、传达感觉、宣泄情绪的。于是自认若不直言，则既难达上述目的，又兼易被人误解。于是乎，每当华某开口，必定开宗明义，言词直白，每每被人喻为“抬竹竿进城——直来直去”。
　　表现三，语言杂。换言之，不规范。也许是自小到大居住的地方频繁更换的缘故，方言杂音学得多了，自然而然口头、文字也来了个“各地方言大交融”，结果是常常弄得小编来信问某话是何意？听者也常一头雾水。（罪过！）
　　表现四，表现五……统统略过，暂且不说。
　　仅以上述三表现，足见接到写这个故事的企画时，华甄是如何地发怵。之所以发怵，全因女主角实在让我太熟悉了，有点对号入座的感觉。写她的时候，难免有写自己之嫌，而当众揭自己的短处，怎能不令人发怵？
　　然而，华某已先拍胸脯接了考卷，怎能在考卷展开时退考呢？
　　因此，华甄“鼻子上插葱——装象”，就把自己当原型写吧。
　　六个星期过去，稿子完成了。整个写作过程中，就如同看着镜子里自己的画像，倒也有几分情趣和意义，不仅更了解自己，也更加了解“妇言”的意义。
　　大家都知言多不好，古人不是说：“祸从口出”、“言多必失”吗？可是看看我笔下的女主角，言多之后可是得到了好姻缘、好福气了。再看看我自己，言多之后似乎也没什么不好，而且工作中多一句话与少一句话也有很大的不同，因为话多勤问，既可避免工作上的疏漏，也可增进同事间的情感，促进友谊，扩大交流，还可以自我抒解压力……看看，这不是“言多无过”了吗？
　　由这个故事的写作中，我更加相信，女人言多无过。（不过请特别注意：这里所说的‘言”，必须是言之有理、言之有物、言之有序。胡言乱语，信口雌黄、言不及义绝对不在此列。）
　　坦白说，这本书的写作时间非常仓促，因近来我人在旅途中，不固定的生活作息及活跃的社交活动，让我时时处于兴奋状态，很难集中注意力写作。不过值得庆幸的是，由于对“歆怡格格”这位人物性格很熟悉，而男主角是以康熙第十七子，深受皇恩、不喜抛头露面的亲王胤礼为参考人物，因此写起来并不困难。
　　说到这里，华甄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暨满汉通婚的问题需要澄清，否则，也许有的读者会在没读完这本小说前就“摔书”。
　　关于流传甚广的“满汉不通婚”的说法，一直争论颇多，真伪莫辨。
　　在满清王朝最初建立时，为了确保自己不被汉族同化，曾禁止满汉通婚，但入关后，由于发生了“扬州十屠”和“朱三太子案”等事件，激起了汉族强烈的反清的情绪，为安抚民心，顺治皇帝于顺治元年颁布了满汉通婚诏令，又于顺治四年颁布“满汉一家”之谕。而史料也记载，顺治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再次下诏：“朕欲满汉宫民共相辑睦，令其互结婚姻，前已有旨……”不仅如此，顺治皇帝还选了汉宫石申之女为妃，册封“恪妃”，赐住永寿宫，准其着汉服。康熙六年恪妃死时，康熙还辍朝三日，为她办了盛大的葬礼，最初葬于蓟县黄花山下，康熙五十七年，为表示对汉族的重视，康熙又下令迁葬至孝东陵。
　　由此可见，皇帝带头玩满汉通婚，自顺治（入关第一帝）开始就有了明令。到了顺治的儿子康熙时，更加以实际行动表达统合各族，尤其是人口远多过满人两倍不止的汉族的诚心。他以接受汉族文化、尊奉孔子，推崇程朱理学、开科取士，及编纂典籍史书入手，笼络人心，鼓励满汉通婚，他自己也选了汉女入宫。
　　既然如此。为何“满汉不通婚”，一直以来是人们议论清朝风俗时说的一句话呢？究其根源，乃是汉族不屑与“鞑子”通婚的一种风气，自古有之。
　　纵观清史，清朝统治者真正禁止满汉通婚，应是到了嘉庆皇帝时才开始的。因此，华甄在构思本故事“格格”与“江南书生”的姻缘时，基本上就是根据顺治、康熙年间以“满汉通婚”收服人心的时代背景来写的，那年代，身为皇帝，最怕的就是人口众多的汉人“反清复明”，因此，笼络汉族中的望族大户和有威望的知识分子是当务之急，为了天下，陪嫁几个漂亮格格算得了什么？
　　在考证历史背景、地理环境，及其它常识性问题时，华甄一向严下功夫，绝不敢胡乱臆测，犯张冠李戴的错误，但小说毕竟是文学创作，它不是历史。因此就小说本身而言，作者妄言之，读者妄听之，言之听之，追求的是个“乐趣”。
　　如今，一段探索历史、创造“乐趣”的经历结束，我期待着新的挑战，但因华甄仍在旅途中，因此下本书的完成恐怕得稍久之后了。敬请各位支持关心华甄的朋友们耐心等待，谢谢您！
　　最后，祝所有的读者健康快乐，我们下本书中再见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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